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诞生的中国信托业，即将迎来自己的40岁生日。作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标志之一，信托业的每一步前行都与改革开放的脚步紧密相连。

“作为上海第一家本地非银金融机构，1981年成立的上海国际信托不仅是国家对外融资的窗口，更是上海改革开放的深度见证者和贡献者。”回顾公司的发展历程，上海国际信托（以下简称“上海信托”）董事长潘卫东如是说。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与实体经济紧密相依的信托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紧迫问题。在潘卫东眼中，中国信托业的过往历史，有发展的惊喜也有成长的烦恼。而当下的信托业，更需要进一步拥抱改革开放，加强对实体经济的专业化服务能力，这样才能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前景。

与改革开放共生共荣

1979年，中国信托业正式诞生，也由此开启了我国信托行业与改革开放共生共荣的历史。

“总结过去40年发展历程，改革开放赋予了信托业崭新的生命，信托则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潘卫东如此描述改革开放与行业的相互关系。

回望来时路，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取得了高速发展。统计显示，我国GDP从1978年的0.368万亿元到2017年的82.71万亿元，增长了225倍。其中，信托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在资金匮乏和融通不畅的背景下，信托公司充当了资金融通的主体以及市场经济的实践者。”潘卫东说，“以上海信托为例，公司成立后作为国家对外融资窗口，先后在旧金山、汉堡、东京成立办事处，并成功在东京、伦敦、新加坡发行债券，吸引了大量外资，有力支持了上海经济建设。”

放眼当下的上海，很多地标性建筑背后都有着上海信托的身影：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延安东路隧道等项目的建设，上海信托都曾经是其中重要的参与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上海信托发起成立的万国证券、上海证券、浦发银行、华安基金、上投摩根基金、国利货币等多家金融机构，为金融改革开放作出了自己贡献。

与此同时，信托业在服务和促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公开数据显示，信托业规模从2003年的0.16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26.25万亿元，增长了164倍，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相同。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依靠改革开放得以壮大，信托业未来转型必须更加积极地拥抱改革开放，加强对实体经济的专业化服务能力，由此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潘卫东说。

回归本源才能不偏离“主航道”

在潘卫东看来，信托业的大发展恰恰说明了一个真理，即一个行业如果没有抓住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回归本源，是绝对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的。“如果不依靠服务于改革开放、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于居民财富增长，信托业取得巨大成绩是绝对不可能的。”

梳理信托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发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其前提便是聚焦“主航道”，募集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末，信托业投入实体经济的信托资产余额为16.52万亿元，占信托总资产的62.95%；投入小微企业的信托资金为2.47万亿元，同比增长39.68%。截至2018年6月末，投入实体经济领域的信托资产余额达16.92万亿元，在信托资产规模下降的同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资金反而比年初增加4029亿元，同比增长24.69%。其中，投向小微企业的信托资产同比增长了19.32%。

潘卫东认为，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信托公司依靠融资类业务和事务管理类业务驱动的业务模式正受到巨大冲击。但在国家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导向下，信托跨市场以及资金运用方式灵活的制度优势仍然大有可为。

“上海信托的经验是回归本源和服务实体经济。”在总结公司近年来业务稳健发展的原因时，潘卫东强调回归本源的重要性。他表示，上海信托当前的创新聚焦于重塑有竞争力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并从五大方面入手实施。

具体而言，上海信托首先把传统融资类业务升级为投行业务，发挥信托组织架构扁平、决策路径短、离市场更近的综合优势，实行投贷联动，为客户提供效率高、服务好、更贴切的定制化“股、债、贷”综合融资方案。

其次，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提高主动投资管理能力。按照资管新规和监管的要求，通过打造系列净值型资产配置类信托计划，提高客户投资效率，为金融机构客户和高净值客户提供完善的产品线。

再次，大力发展ABS业务，打通上游资产获取和下游承销的渠道，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探索ABS业务盈利模式。

第四，大力发展家族信托、海外资产配置、慈善信托等业务，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面财富管理服务，实现从以交易为基础的业务模式向大类资产配置模式转变。

最后，发力数字化信托，全面加强信息系统的支撑保障能力，加速提升业务效率和展业范围，防范业务风险。

作为一家将战略目标定为“全球资产和财富管理服务提供商”的金融机构，加入浦发银行后，上海信托的各项经营指标均稳健增长。截至2017年末，公司管理资产规模9124亿元，相较于2008年的209亿元增长了44倍；实现营业收入25.25亿元，相较于2008年的4.06亿元增长了6.22倍。

合理定位 健全基础制度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5974元，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根据波士顿咨询的测算，截至2017年末，我国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规模超过百万亿元。可见，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财富积累为信托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另一方面，2018年4月资管新规落地，相关细则也陆续颁布，我国金融市场进入统一监管时代。

“各资管机构展业门槛拉平，将在相同的平台上开展公平竞争，核心竞争力将成为资管机构的制胜关键。”潘卫东说，相比银行资管、保险资管、公募基金和证券公司等机构，信托业仍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

他认为，信托公司在过去的展业过程中建立了科学化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了扁平化、高效率的组织架构，以及以“投资者利益为先”的发展理念积累了丰富的高净值客户资源，更有专业化的人才团队。“这些都为信托业在大资管时代创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潘卫东表示。

此外，潘卫东表示，信托还拥有明显的产品创设制度优势和投向灵活优势，可以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跨领域展业，根据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设计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方案，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出重要的贡献，这都体现了信托的竞争优势。

当然，信托业也存在一定的挑战，比如主业不突出以及主动管理能力有待提高，这些是行业转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潘卫东还认为，信托基础制度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目前信托业发展还面临一系列的制度难题，如信托公司动态资本补充机制缺乏，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信托税收制度不够完善，限制了信托受益权的流动性，阻碍了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等本源业务的发展等。”潘卫东说。

在监管趋严的大环境下，潘卫东认为信托公司应通过创新保持行业的活力，比如财富管理业务，就是信托公司利用自身制度优点，进行合规有序的创新。

据潘卫东介绍，上海信托早在2011年就意识到财富管理市场将是信托回归本源过程中的一个“蓝海”，也将是信托发挥制度优势解决客户实际需求的重要内容。从2013年起，上海信托开展专注于财富平稳有序传承、风险隔离和保障的家族信托业务。通过5年的努力，公司不断提高资产配置能力、受托服务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结合高净值客户的资产多样性及需求多样性，陆续开发并落地了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慈善信托等多种业务类型，并通过建立长期可操作的业务逻辑，助力客户实现基业长青的财富目标。

他同时表示，上海信托在转型创新的同时，不忘初心，坚持稳健发展，严守风险底线。“行稳才能致远，我们拼的不是速度。无论过去还是未来，稳健经营的理念不会改变。”潘卫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