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提及国民信托，有人可能会想到国民信托“半年内两度易主”，导致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请示至今未获银保监会批准；有人可能会回忆起“渤海钢铁违约事件”，直接导致国民信托主动管理信托规模大幅缩水，时至今日，该项目依然未能完全退出。2020年5月用益信托研究院公布了“2019年信托公司综合实力排名”，国民信托下滑至65位，居行业倒数，再一次印证了业内对于国民信托实力不佳的印象。实事上，国民信托2019年的净资产、净利润、主动管理信托规模等主要数据较2018年均有所回升，并且2020年上半年，国民信托净利润增速超过60%，系11家净利润增速超过60%的信托公司之一。这样看来，国民信托也不乏亮眼之处。下面，好信托研究院和大家一起了解国民信托。

第一章 公司简介

国民信托，全称为“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最早可追溯至1987年1月成立的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建行浙江信托”）。1993年信托行业第四次整顿开始，其中一项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脱钩”；受此影响，1998年1月，建行浙江信托与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脱钩，改制更名为浙江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1月，经银监会（现“银保监会”）批准，公司迁址北京并获得重新登记，并于2005年1月正式更名为“国民信托”；自此，大家较为熟知的国民信托正式上线。

截至2020年11月末，国民信托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元，共有四位股东，上海丰益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丰益”）持股31.7273%，上海璟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璟安”）持股27.5473%，上海创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创信”）持股24.1655%，恒丰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裕实业”）持股16.5600%；其中，上海丰益、上海创信以及恒丰裕实业均为富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德集团”）旗下公司，富德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峻先生，因此国民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峻先生。信息来源：“企查查”

截至2019年末，国民信托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元，排名第64位，居行业末尾（其后分别为华宸信托8.00亿元、中泰信托5.17亿元和长城信托3.00亿元）；公司的总资产32.38亿元、净资产27.49亿元，均位居行业第61位，与2018年基本持平。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余额为2230.73亿元，排名第32位，位居行业中段；其中集合资金信托余额为240.72亿元，仅占信托规模的10.79%，位居行业第61位。国民信托2019年实现营业总收入7.47亿元，位居行业第54位；其中信托业务收入5.49亿元，占营业总收入比重为73.49%，排名第49位。公司实现净利润1.89亿元，排名第54位。国民信托2019年用益信托综合实力排名第65位，较2018年下滑三位。

第二章 股东背景

国民信托在成立之初系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下属信托公司，放到现在能算是“金融央企信托”成员之一。1998年1月为响应信托行业第四次整顿，以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经济协作公司、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等为主的浙江省省属企业入主国民信托，这时的国民信托从“金融央企信托”变身为“省属政府控股信托”。2003年，国民信托再次易主，接手方为丰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嘉安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这四家公司同为香港新世界集团旗下企业；此时的国民信托也成为了“民营企业控股信托”。

自2003年以来，国民信托历经三次易主，但其“民营企业控股信托”的背景未再发生改变。截至目前，国民信托为13家民营企业控股的信托公司之一，背靠“富德系”。

一、民资力量“富德系”

金融行业中存在着许多民资力量，像是“中植系”、“明天系”、“宏达系”、“泛海系”和“万向系”等常常会被人们所提及。相较于这些民间资本大鳄，“富德系”稍显低调，但其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国民信托背后的“富德系”由实际控制人张峻先生一手创办，起源于电子加工和房地产行业。张峻先生，原名张仲俊，祖籍广东普宁燎原泥沟村，1985年到深圳闯荡，后曾短暂赴美闯荡，有人认为张峻先生从事电子加工的创业历史模糊不清，故而推断其发家主要还是来自于房地产行业。从2001年开始，张峻先生以深圳新亚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平台总共推出了新亚洲花园、新亚洲广场数个楼盘。其后在此基础上，张峻先生的商业版图向银行、保险、能源等领域扩张，逐渐形成了“富德系”的雏形。

不过，真正让张峻先生声名鹊起的还是他投身保险业，借助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命人寿”）之手，增持金地集团、佳兆业集团、中煤能源、农产品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国民信托也是在这个时期被“富德系”纳入麾下的。2015年3月，张峻先生率领“富德系”从国民信托前任实际控制人郭英成先生处接过国民信托的控制权。这次实际控制人变更的特殊之处在于，“富德系”并不是直接收购国民信托股权，而是通过控股国民信托三位法人股东进而间接控制了国民信托，这三家法人股东分别为上海丰益、上海创信以及恒丰裕实业，合计持有国民信托72.4528%的股权。信息来源：“企查查”。注，郭英成先生系佳兆业集团创始人及实控人，市场一般认为郭培能先生系郭英成先生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佳兆业集团及郭英成先生获得国民信托控制权的时间为2014年，“富德系”及张峻先生在2015年取得国民信托控制权，间隔不足一年。国民信托曾向北京银监局（现“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申请增加注册资本，2016年12月23日，北京银监局（现“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做出不予批准的批示，主要原因是国民信托半年内两度易主，此次增资申请不符合“要求承诺五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信托公司股权”的有关规定。2020年信托行业又迎来了“新一轮增资热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民信托估计要错过了。信息来源：银保监会官网

二、“佳兆业”遗留股东

除三家“富德系”的股东外，国民信托剩余的一位股东为上海璟安。

上海璟安原为嘉安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安经发”），是2003年香港新世界集团用来实控国民信托的四家投资公司之一。2008年，嘉安经发和其他三家投资公司连同所持的国民信托股权被一起打包出售给了佳兆业集团，被出售后嘉安经发名称变更为“璟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璟安实业”）。2015年，佳兆业集团及郭英成先生保留了璟安实业，将另外三家投资公司转让给了“富德系”。2016年11月21日，佳兆业集团仅存的璟安实业更名为现在的“上海璟安”。截至目前，上海璟安的实际控制人为郭英成先生的子女——郭晓群先生、郭晓亭女士。信息来源：“企查查”。

根据国民信托2019年年报显示，上海璟安目前仅向国民信托派驻了一名监事郭培能先生。由此看来，佳兆业集团及郭氏家族目前对国民信托以财务投资为主，并不主动参与经营管理。

第三章 自身实力

本部分主要从资本实力、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三个维度来分析国民信托的自身实力。

一、资本实力

国民信托的资本实力可以从注册资本，总资产和净资产两部分来看。

（一）注册资本

自2004年以来，国民信托共经历过两次增资，一次是2005年，公司注册资本从3.30亿元增加至5.00亿元，另一次是2008年增资至10.00亿元。但从2008年至今，国民信托注册资本已有12年未发生变化。

实事上，国民信托“增资难”早有踪迹可寻。在香港新世界集团实控国民信托的时期（2004年至2014年），市场上就有传言称香港新世界集团持有这块信托牌照主要是看中了信托牌照的未来价值，两次增资的目的更多是为转手信托牌照增加谈判筹码，对经营国民信托的意愿并不强烈。2014年，佳兆业及郭英成先生向香港新世界集团抛来“橄榄枝”取得了国民信托的控制权；但不久后就传出佳兆业集团深陷流动性风险、资金吃紧，仅隔半年国民信托控制权就再次转手给了“富德系”及张峻先生。半年内股权两度易主，不仅让国民信托错过了2014年至2015年信托行业增资热潮，也为后来监管机构不认可此次股权变更而不予批准增资埋下了伏笔。国民信托年报披露，2018年、2019年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向公司出具的《2017年度监管意见书》和《2018年度监管意见书》中均重申了“公司股权”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只要“富德系”还是国民信托的实控力量，国民信托想通过增资改善现状也是难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国民信托自被“富德系”接手以来，公司的董事会改组为“4+4”模式，即4名董事成员加4名独立董事，“富德系”向国民信托派驻3名董事成员且均不担任董事长一职，对公司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此外，从国民信托年报披露信息看，公司高管层中无“富德系”成员参与，即“富德系”并不直接参与国民信托经营业务，这与香港新世界集团管理国民信托存在相似性。“富德系”接手国民信托至今已5年有余，这样看来，国民信托再易主也是有可能的。截至目前，市场上尚无“富德系”欲出售国民信托股权的消息。

（二）总资产、净资产

近5年来，国民信托的总资产在2017年达到峰值43.07亿元，主要系对外基金投资增加所致。2018年起，公司收紧对外投资，总资产规模迅速回落16.04%至36.16亿元；2019年，公司总资产规模进一步降至32.38亿元，降幅为10.45%。

相较于总资产，国民信托净资产保持着正向增长，规模从2015年的21.32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27.49亿元，年化增长率为6.56%。

无论是总资产，还是净资产，相较于行业内其他信托公司，国民信托均处于行业末端，且排名呈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末，国民信托总资产、净资产均排名63位，属于行业倒数。数据来源：国民信托2015年至2019年年报

然而，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小并不是国民信托面临的唯一难题，公司前任董事长杨小阳先生曾公开表示过“公司资产的流动性较差”。根据国民信托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公司总资产32.38亿元，其中66.70%来自对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人寿”）的投资成本及相关收益，账面货币资金占比不足一成（0.82%）。汇丰人寿由汇丰与国民信托于2009年合资组建，股东双方各持50%股权。2020年5月4日，汇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宣布，已与国民信托达成协议，将收购国民信托所持有的汇丰人寿全部股权。该交易尚待包括银保监会在内的相关监管机构核准，但从公布之日起至今等待期已有7个月，该交易能被通过的可能性较低；不过，一旦该交易被核准，国民信托资产流动性将得到大幅改善。

国民信托资产还有另一难题，积存的不良资产较多。根据年报信息，2019年国民信托不良资产为6.57亿元，较上年翻了四倍有余。然而国民信托修改了不良资产率的计算方法，致使2019年年报披露的不良资产率为0%；如果按2018年同方法计算，公司2019年不良资产率高达17.63%，仅低于华宸信托、中粮信托以及四川信托，远高于2018年的3.31%，这说明公司不仅没有成功减少不良资产，公司拥有的不良资产还增加了。从公司已披露的信息来看，上述不良资产主要为国民信托自营贷款业务。数据来源：国民信托2019年年报

二、盈利能力

本部分主要从营业收入、净利润两项指标考察国民信托的盈利能力。从主要数据排名看，国民信托盈利能力为自身增色不少。国民信托2017年至2019年综合实力排名第58位、第62位以及第65位，营业收入单项排名依次为第55位、第44位和第52位，均优于综合实力排名。

从营业收入看，国民信托营业收入变动与公司领导班子交替存在一定关联。以董事长为例，2015年国民信托董事长为杨小阳先生，同年肖鹰先生以副董事长身份进入公司董事会，作为杨小阳先生继任者参与公司经营决策。2017年2月1日杨小阳先生正式卸任董事长之职，肖鹰先生接替并代为履行国民信托总经理职责。对应的，公司营业收入从2015年9.32亿元降至2016年6.55亿元，降幅29.72%；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回升8.40%至7.10亿元；2018年公司新领导班子落地，营业收入大幅上涨23.24%，实现8.75亿元；2019年受“严监管”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又滑落至7.03亿元，同比减少19.66%。

从信托收入看，近5年来，国民信托的信托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在60%以上，是公司收入来源的主要构成。尤其是，肖鹰先生担任董事长以来，公司信托收入占比提升至90%以上。2019年，国民信托的信托业务收入5.49亿元，占营业收入的78.09%，剩余部分主要为汇丰人寿的投资收益。数据来源：国民信托2015年至2019年年报

从净利润看，国民信托近5年呈现“U”型变动，尤其是2016年、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减少，两年降幅均为42.35%。这跟国民信托主要从事通道业务，利润较低有关。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减少、净利润反而增加主要也是受到汇丰人寿投资收益的正向作用。这样看来，如果国民信托成功出售了汇丰人寿股权，对于公司究竟是利好还是损失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数据来源：国民信托2015年至2019年年报

三、抗风险能力

国民信托的抗风险能力可以称为“闪光点”。近5年来，国民信托的风险覆盖率均在130.00%以上，2019年更是达到峰值308.35%。公司风险覆盖率的峰谷在2017年，为130.39%，主要是受到新领导班子落地、国民信托快速扩充信托规模影响；2017年，国民信托新增信托规模4496.60亿元，为近5年来最大值，较2016年新增信托规模2027.20亿元增长121.81%。同年，公司风险资本增至14.71亿元，同比增长23.61%；其中信托业务风险资本10.72亿元，同比增长45.06%。2018年、2019年，随着国民信托新增信托规模减少，风险资本约以30%的降速减少至7.53亿元、5.32亿元，公司风险覆盖率大幅提升。数据来源：国民信托2015年至2019年年报

第四章 业务偏好

翻看近5年来业务数据，国民信托对于通道业务尤为偏好，信托资金投向也较为稳定，主要流向了基础产业、房地产及工商企业等。

一、业务偏好

（一）通道业务

国民信托高度依赖通道业务，是影响信托规模变动的主要因素。

从信托存量看，近5年，国民信托单一资金信托规模的比重均在80%以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17年，公司新任董事长肖鹰先生正式上任后，国民信托单一资金信托规模达到了历年之最4200.32亿元。2018年国民信托收窄单一资金信托业务，整体规模降至3355.26亿元，降幅20.12%。2019年，银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一手抓信托业风险防控、一手抓信托业转型发展”，公司单一资金信托业务迅速缩水至1922.05亿元，同比减少42.72%。数据来源：国民信托2015年至2019年年报

从新增项目看，国民信托新增被动管理信托规模占比从2015年的88.83%提升至2018年的98.42%，几乎是公司信托业务的全部。2017年，国民信托新增被动管理信托规模也达到了近年来最高峰，4301.28亿元。2018年，国民信托新增被动管理信托规模降至1645.09亿元，同比减少61.75%。2019年，公司被动管理信托规模进一步压降至187.65亿元，同比回落88.59%。2020年“去通道”监管仍在继续，再加上“30%”、“50%”红线，可以预见国民信托通道业务将会继续减少。数据来源：国民信托2015年至2019年年报

国民信托为何如此青睐通道业务呢？结合国民信托过往情况，好信托研究院总结出以下三点：

一是受“富德系”及实际控制人张峻先生影响。早在2015年“富德系”入主国民信托之际，前任董事长杨小阳先生就表示过“国民信托将结合实际控制方未来布局做相应调整”。然而，2016年2月张峻先生因广东省副省长刘志庚一案被带走协助调查，生命人寿也因被审查业务大幅缩水，“富德系”忙于自救无暇顾及国民信托。虽然后来张峻先生回归、生命人寿也于2018年回血，但信托行业已步入整顿转型阶段，未来国民信托如何布局尚不明确。此外，也不能排除“富德系”及张峻先生效仿香港新世界集团，对于信托牌照待价而沽的可能。

二是受国民信托资本实力制约。从2014年至今，信托行业已出现两次增资热潮，但国民信托的注册资本已12年未发生变化，且未来增资之路也是困难重重。其次，国民信托总资产、净资产规模较少，导致公司净资本“天花板”较低，一旦扩张信托业务，尤其是主动管理型信托规模增长，很容易会触及风险覆盖率底线（100%），从而制约了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发展。

三是渤海集团项目违约影响。2016年，渤钢集团曝出天量债务危机，引发国民信托旗下与渤钢集团相关的四款信托计划相继违约，涉及金额约9.45亿元。投资者采用向监管部门举报、上门申诉等多种方式要求国民信托尽快解决违约项目，好信托研究院查询到至少有6起投资者要求国民信托退还信托资金的诉讼，然而时至今日，这四款违约项目仍未能退出，严重影响到了国民信托在行业内的口碑。除了投资者，渤海集团项目也让国民信托不敢开展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该事件在2017年发酵，2018年国民信托新增主动管理型业务缩减86.50%。

（二）主动管理业务

虽然国民信托如此偏好通道业务，但也尝试过向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发力，不过从趋势看，可谓“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国民信托首次发力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是在2015年，当年肖鹰先生以董事长继任者、副董事长之名进入国民信托董事会，公司新增主动管理信托规模首度突破“100亿元”，达到了190.78亿元。2016年公司主动管理信托规模减少37.23%至119.76亿元，仍维持在“100亿元”。2017年，国民信托主动管理信托业务再发力至195.32亿元，同比增长63.09%；然而2018年受“渤钢集团”违约影响缩减至26.36亿元。2019年，在“严监管”的大环境下，国民信托主动管理信托规模又重新回升至163.47亿元。截至2019年末，国民信托主动管理信托余额196.59 亿元，其中融资类规模100.53亿元、占比51.14%，证券投资类余额61.58 亿元、占比31.32%。

2020年，肖鹰先生继续担任国民信托掌舵人，国民信托主动管理信托业务依旧是发力点之一；不过，也需要明确，国民信托主动管理信托业务依旧受到资本实力制约，未来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数据来源：国民信托2015年至2019年年报

二、投向偏好

从近5年的数据可知，不考虑金融机构投向，国民信托投向以基础产业、房地产及工商企业为主。

国民信托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资金以2017年为拐点，占比“先降后升”。2015年，公司投向基础产业信托规模221.58亿元，占比17.80%，为信托资金主要投向。2015年至2017年，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金额增加但占比减少，呈反向变动；2017年，国民信托基础产业类信托余额369.24亿元，占比7.61%。2017年至2019年，随着信托规模的减少，公司基础产业投向比重又回升至13.50%。

国民信托房地产类信托变动与基础产业基本一致。2019年末，公司投向房地产的信托余额159.02亿元，占比8.09%，居第二位。

相较于基础产业、房地产投向，国民信托工商企业类投向更为波动。2016年，公司投向工商企业的信托资金以翻番的速度跃居第一（14.99%），规模为332.20亿元。2017年，公司投向工商企业的信托余额增至724.55亿元，权重与上年持平，蝉联投向第一。2018年受渤钢集团违约项目影响，公司投向工商企业的信托资金以61.68%减幅减少至277.68亿元。2019年，该投向继续减少48.94%至141.77亿元，居第三位。数据来源：国民信托2015年至2019年年报。说明，金融机构投向主要为银信通道业务，因国民信托本身通道业务权重过大，为方便了解其他投向变化，故而剔除了金融机构投向类。

 第五章 管理能力

最后来聊一聊国民信托的管理能力，本部分从风险项目和行政处罚两个维度来解析国民信托的管理能力。

一、风险项目

据好信托研究院不完全统计，国民信托主动管理型违约项目12起、风险项目1起，剩余多为被动管理型或无法判断管理类型的风险项目。

（一）主动管理型违约项目

好信托研究院根据公开市场信息共整理出国民信托12起主动管理型违约项目，项目违约时间主要发生在2020年以前。从投向看，工商企业类最多（8起），房地产类次之（3起），政信类信托项目发生1起、排在最后。

国民信托主动管理型工商企业投向违约项目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渤钢集团”系列违约项目，即“天津钢铁贷款项目”、“天冶线缆经营收益权项目”、“天冶轧三经营收益权项目”以及“天钢国贸股权收益权项目”，项目的主要参与方为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钢集团”）、天津冶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冶集团”）。因钢铁市场行情持续低迷，渤钢集团产能过剩，陷入流动性风险，被曝出天量债务危机，旗下子公司天钢集团和天冶集团问题最为严重；原本应于2016年1月和2月到期清算的“天津钢铁贷款项目”第二期、第三期宣告延长清算期；同年8月、9月剩余三起项目也依次宣告违约。投资者以信托公司未能勤勉尽责为由向银保监会等监管机构进行检举，北京银监局（现“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做出回应“国民信托在天钢贷款信托产品出现风险后继续发行天冶轧三产品，发行过程中未将融资人关联企业出现风险的信息向投资者披露，反映国民信托在信息披露、风险提示等方面存在不足，影响投资者购买产品时的判断和决策”。也有投资者以此为依据向法院提请诉讼要求国民信托返还全部信托本金并赔偿相应损失，但法院并未支持以上请求。该系列自2016年宣告违约起至今已有4年，截至目前，国民信托官网显示上述四起项目仍处于“管理期”，未能实现退出。

国民信托另一起比较有名的工商企业投向违约项目为“金色搏宝流贷项目”，项目的融资方为石家庄金色搏宝工贸有限公司，担保方为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融投”）。“金色搏宝流贷项目”发生违约时间为2015年4月，比华鑫信托河北融投系列项目提早半年多，截至目前，国民信托官网显示该项目仍处于“管理期”，未能实现退出。事实上，国民信托与河北昌泰纸业有限公司之间也有贷款项目，担保方同为河北融投，但除了“企查查”公布的裁定公告外，好信托研究院未在公开渠道、国民信托官网查询到该项目信息，疑似为通道业务。

除了“金色搏宝流贷项目”和河北昌泰纸业贷款项目外，国民信托还发行过另一款与华鑫信托同款项目，“宁夏宝塔石化流贷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9月退出，晚于华鑫信托退出时间，因项目融资方仍处于破产重组阶段，疑似国民信托进行了“刚性兑付”。此外，国民信托剩余两起工商企业投向违约项目通过清算抵押物、融资方偿付等方式最终实现了退出。

3起房地产项目均为投向地方性房地产公司的项目，根据国民信托官网显示，这3起项目均“已结束”，但均未发布清算报告。好信托研究院查询到“恩和家园项目”最终由内蒙古福佑投资有限公司接盘，其余两起退出方式不详。

1起政信类违约项目为“安顺城投应收账款项目”，成立于2016年11月，共成立25期，违约于2019年9月，与国元信托的“安盈201703003号安顺交投项目”系同地区项目。据悉，2019年12月10日，该项目3-8期提前兑付；其余延期6个月后，2020年3月又兑付了部分本息；最新兑付时间为2020年8月，已兑付到17期，剩余8期本息未能兑付。图片来源：国民信托官网

（二）风险事件

1起风险事件的大标题为“国民信托踩雷安信信托实控人”。2020年10月13日，上海金融法院开庭审理国民信托诉天津财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财富置业”）、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国之杰”）营业信托纠纷一案揭示了这起事件。2017年4月10日，天津财富置业与上海国之杰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天津财富置业向上海国之杰借款21亿元。2018年6月27日，国民信托与上海国之杰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上海国之杰将其依据《借款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对天津财富置业享有的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全部转让给国民信托，转让期限为24个月，但上海国之杰未按约支付溢价回购款，触发合同约定提前到期情形。国民信托已于2020年5月6日申请冻结天津财富置业和上海国之杰名下存款或相应资产22.90亿元。

另一起风险事件为国民信托与锦州银行之间的营业信托纠纷。根据“企查查”，国民信托在2020年9月多次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与锦州银行之间的诉讼，理由为双方已就诉争事宜达成和解，但所涉金额以及所涉项目均未披露。这些诉讼也反映出国民信托与锦州银行之间的营业信托纠纷。实事上，锦州银行的2019年并不好过，继年报难产、审计机构“出走”、股票停牌等一系列风波后，公司宣布预计2018年净亏损约40亿-50亿元，揭示了锦州银行有藏匿风险之嫌。目前，该事件对国民信托的影响尚不可知。

（三）其他事件

好信托研究院梳理出的剩余被动管理型或无法判断管理类型风险项目中也有几件耐人寻味的。

其一为汇源集团系列项目，可查询到的是汇源集团以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名义向国民信托申请信托贷款，然而到期后均未能偿付，初步估计涉及本金金额高达13亿元。2019年2月22日，国民信托申请强制执行。好信托研究院以“汇源”及牵连公司名称等关键词在国民信托官网进行检索均未能查询到相关信息，无法判断项目管理类型。

其二为与“上海国之杰”一同被揭示的泰禾集团系列项目。2020年4月，泰禾集团因为“福州恒生天易实业有限公司”、“福州恒生天易实业有限公司”、“福州万田贸易有限公司”以及“中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且四位融资方并未向国民信托支付近30亿元债务款项而被列为失信人。市场认为，本次列为失信人揭开了泰禾集团未在年报中关联方披露的疑似影子关联方公司，可能涉及未披露关联交易。根据“企查查”，国民信托申请强制执行最早可追溯至2019年7月10日，同汇源集团系列项目一样，好信托研究院也未能在在国民信托官网查询到相关信息。

其三为重庆泽胜实业贷款项目。2020年9月2日，国民信托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重庆泽胜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奥霸实业有限公司等存款或相应资产19.25亿元。有消息称，国民信托一边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边将相应不良债权的招商公告挂到了阿里拍卖平台，不过好信托研究院未在阿里拍卖平台查询到相关信息。

除了以上项目外，国民信托已发生不具类型的风险项目中还有6起证券投资类项目和2起股权投资类项目。6起证券投资类项目均采用夹层设计，以商业银行为优先级、两位自然人投资者担任劣后级A和劣后级B，由国民信托聘请投资管理人根据信托指令投资，最终这6起项目均因净值触及平仓线而被强制平仓退出。2起股权投资类项目均为国民信托以信托资金投入投资合伙企业，但未能如期全部退出。对于上述项目，有业内人士表示在结构设计上存在缺陷，不属于标准的投资类项目，国民信托对这类项目过于乐观，尤其是股权投资类项目在退出方案上没有制定任何处理措施。根据公开渠道信息，上述项目均成立于2017年，反映了国民信托较早开始探索证券投资、股权投资等标品类项目，不过从结果看，国民信托想在证券投资、股权投资领域所有建树仍是长路漫漫。

二、行政处罚

从2015年至今，国民信托共收到2笔行政处罚，合计罚没金额50万元。

2017年12月13日，银保监会北京银监局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京银监罚决字[2017]30号），因管理信托财产不审慎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责令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改正，并给予2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市场认为，本次处罚主要针对的是国民信托渤钢集团系列项目。

2018年12月28日，银保监会北京银监局再次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京银保监罚决字[2018]1号），因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管理信托计划信息披露不及时责令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改正，并给予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自2015年以来，银保监会北京银监局每年均对国民信托流动性风险管控、信托业务主动管理能力、合规管理能力、内部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意见。这样看来，国民信托整顿之路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呀！

 附表  国民信托2019年单项指标及排名

数据来源：2018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用益信托研究院